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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是北方辉煌的城

2019-03-06 19:53:41

虎嗅注:天津,是一座经常被忽略的城市,它的城市轮廓在我们的视野中一直显得特别低沉。

然而,天津也曾生机勃勃地居于历史变迁舞台的中心。在本文作者许知远看来,100 多年前的那个处于古老中国与现代化相逢之地、“华洋交错”的天津才别具魅力。现代的学校,现代的铁路、电报……各种新事物在这里展开,它蕴含着很多新的东西。他以袁世凯、杨翠喜的故事描绘出天津的历史景象。

本文来自“单向街书店”(ID:onewaystreet2013),虎嗅获授权发表。

邂逅之城:天津

“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辉煌的城市之一。”

今天我们要前往一座经常被忽略的城市,天津。

沿着海河大道去天津的那一片金融区,看到那些老的洋房,你就会发现,那些建筑当时是欧洲人的公司,是洋行,是俱乐部,是金融机构,它的那种恢宏的气势,毫不逊于上海。

1863 年建成的天津利顺德饭店,迄今已拥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许知远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是北方辉煌的城

它见证了天津的近现代化过程

但是这个天津好像就沉睡在那个地方了,再没有苏醒过。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经是——一直到1949年之前——北方辉煌的城市之一,当时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感觉,而且天津也是个华洋交错、非常有生命力的地方。

它在当时的崛起跟天津被拓为通商口岸有关系,也跟它作为北洋大臣的驻地有关系。从 1870年起,先是曾国藩,然后是李鸿章,都是驻在天津的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嘛。他们都是中国的现代化者,在这个城市进行了很多崭新的实验——现代的学校,现代的铁路,现代的、电报,然后女子学堂、军队,各种新事物都在这里展开,所以它蕴含着很多新的东西。

20 世纪初,天津街头的一辆装饰风格非常西化的婚车,摄影:西德尼·戴维·甘博

我每次在那儿散步的时候,看到那些老建筑,想到它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就非常地感慨,这个城市怎么到今天就突然沉睡了,它好像没有太多的,也没有太多新的故事。

所以它为什么丧失那种活力呢?我觉得很大程度可能跟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封闭,它不再是不同世界的交汇,这也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旅途荐书:《袁世凯传》

“它描绘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个转折性人格的一生。”

《袁世凯传》

陈志让 著,王纪卿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 月

这本袁世凯的传记来自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叫陈志让(Jerome Chen)。《袁世凯传》是他写的很好读、很漂亮的一本书,可惜中文版被他们做得这么难看,做成了一本很粗俗的地摊书,还加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话,叫《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但它翻译得很好,是王纪卿先生翻译的。

我很喜欢这本小书,对我来说,它描绘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个转折性人格的一生。袁世凯身上当然存在很多争议,他从河南到天津,到北京,在万人唾骂中死亡、离去。

我觉得天津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 1895年末去天津的小站练兵,获得了兵权,并因此而崛起。后来的北洋政府的重要人物段祺瑞、冯国璋都是他手下的将领。

1905 年,袁世凯治下的直隶天津一景,“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的金融商贸中心”,via:旧影阁

然后他自己也是那种两个世界相逢吧,我想。他是那代人中很少见的,有对外经验的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驻朝鲜的代表,在平壤跟各国公使打交道,具有外交经验。

而他晚年也会用西方的幕僚,包括莫理循(Morrison)——那个有名的,《泰晤士报》的——作为他的顾问;他也试图去结合中国的传统和西方,包括他在复辟的时候,还滥用一位哥大的教授古德诺的论文,说帝制是好的。所以他也试图在中西之间交融。

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旅行家,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当然,他首先关注的是权力。对权力的迷恋,经常会毒害中国的这些杰出的人物,让他们变成了与自己年轻时相反的模样。

对我来说,天津应该是某种更多样的,包容的,进取的,乱糟糟的……乱糟糟中蕴含着很多新的生命力,它是两个世界的相逢之地。

天津 1917年,摄影:西德尼·戴维·甘博

来读一段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的描述:

直隶总督的权力从来没有清晰的界定,但从来都比其他总督更有权势。在曾国藩始于 1865 年的任期内,这些权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五年后,随着李鸿章上任此职,它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

1894 年的中日战争的失败,虽然导致了李鸿章的衰落,却为直隶总督参与满洲的防卫开了一个先例。到那时为止,这一直都是皇帝专有的职责,李鸿章的继任者既无他的威望,也无他的军事实力,发现他遗留下的那双鞋,对他们而言太大了。于是,他们的权力衰弱了。袁世凯对这个任命的期许是恢复乃至超过李鸿章时代的辉煌。

袁世凯在保定设立他的临时督属,并在那里发号施令,依靠段祺瑞与倪嗣冲的协助,痛缴仍然在乡间游荡的小股“拳民”,在这些战斗中,满洲骑兵又一次表现得毫无用处,取得胜利的是袁世凯的五位右军。1902年初,随着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袁世凯终于腾出手来,实施其长期的政策了。这位年轻的总督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华北从黑龙江到山东半岛的防卫安全,他的两万民官兵不足以履行这个任务,扩充军队迫在眉睫。

扩军需要资金,他无法指望从空虚的国库里得到援助,也不能指望满目疮痍的地方所得的财税收入,因此他必须开发财政资源。如天津的税关,开平的煤矿,以及在盛宣怀控制下的铁路。在这些经济企业中,在他如今照管的地区内,有外国的利益需要考虑,尤其是俄国和日本在满洲的强烈愿望。于是袁世凯在指定对外政策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

艳遇大师:陈志让

“一群流落到海外的中国学者,在他乡完成了对历史的继续书写。”

陈志让(Jerome Chen)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很重要的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当时一群流落到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大放异彩,成为了承接我们学术传统的很重要的人。

像我认识的张浩先生,他是研究晚清思想史的,他在美国威斯康辛教书,去撰写关于康梁,关于谭嗣同、章太炎他们的学术研究。然后我喜欢的包括林毓生,包括我非常崇敬的黄仁宇先生,他们很多人其实在他乡完成了对历史的继续书写。

这位陈志让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写了几本重要的书,关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邂逅之音:When Two Worlds Collide

“上海是两个世界相撞的感觉,而我们今天谈的天津也是。”

今天听一首美国的老歌,When Two Worlds Collide(当两个世界相遇时)。我是很多年前听到这首歌的,很爱其中的那一种调调和它的歌词部分,写得很老派的迷人。

它的歌者叫Jerry Lee Lewis(杰瑞·李·刘易斯)。他从小开始弹钢琴,在教堂里、在电台音乐里面听各种音乐;从小也是个反叛的人,在一次教堂集会中,他唱了当时一首有名的、布吉·伍吉的一首歌,叫《我的主真在》(My God Is Real),因为这首歌有点戏谑和反叛,结果被学校开除了,学校说这是一个魔鬼的音乐。

杰瑞·李·刘易斯(1935 年 9 月—),美国摇滚乐手、作曲家、钢琴家

后来碰到猫王,他的生活开始改变,自己出歌曲,然后成为美国摇滚乐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好像在2004年的时候,《滚石》杂志评选出所有在世的伟大一百名艺术家里面,他名列第24。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就When Two Worlds Collide,我喜欢其中那种两个世界相碰的感觉。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像很多港口城市的感觉,你可以说上海是两个世界相撞的感觉,而我们今天谈的天津也是。

艳遇佳人:杨翠喜

天津有一个挣扎的灵魂,蕴含着杨翠喜这种缺乏原则的美、袁世凯那样对权力的渴望。

今天要说的这个女人,也是争议重重,我觉得在一个社会剧烈转变的时候——尤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一些女人会充当特别的角色。

那今天我们讲的关于天津的女人杨翠喜,她也是。她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涌现出的几个当时的青楼女子之一,她们都因为在那样一个变化时期卷入政治斗争,卷入了国家事务,而变得很奇异。

她是天津的一家青楼上很有名的一个姑娘。据史书讲,她是非常会唱戏嘛,风情万种,被她迷倒的人从文人才子到达官贵人。

袁世凯的一个重要的幕僚段芝贵,他也是特别宠爱杨翠喜,而且为了整个的他的政治生命,他把杨翠喜献给了当时重要的满族的贵胄,就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振。

“杨翠喜在天津、北京享盛名之时,约为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际”

可惜这位杨小姐,在王府之内搞出各种问题,而且是有关庆亲王家整个的贪腐的系统,就变成了一个哄动一时的事件,终她也离开了王府。结果这位杨翠喜,她也看到了民国的建立,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她又重新回到段芝贵身边,成为新的权力系统中润滑剂一样的人物存在。

她身上没有我们后来看到的——比如说大家对赛金花,或者是对小凤仙,她们身上还有某种家国情怀,某种正义性的描述——她完全像一个权力的润滑剂一样的存在。

“1915 年夏,30 岁的蔡锷结识了年方 16 岁、容貌与弹唱俱佳的小凤仙”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后见之明,当时人到底怎么看待她呢?我觉得她也代表了北洋时期的天津的某一面。是一个更……怎么说?一个圆滑的,妖娆的,因为缺乏原则而获得的某种魅力吧,或许也是当时天津的某种象征。

天津有这样的挣扎的灵魂,像杨翠喜这种缺乏原则的美,还有袁世凯那样对权力的渴望,北洋之后天津成为失败的北洋官员们的后花园。这种落寞和闲散彼此混搭在一起,构成那个老天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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